第壹千四百七十五章 定謚

　　後世很多人以為神宗這個廟號不好，作出了很多這樣那樣的解釋。
　　但是其實“神”這個字，乃是《謚法表》上的第壹個號，足見其地位的尊崇。
　　民無能名曰神，靖民則法曰皇，化合神者曰皇，德象天地曰帝，德合天者曰帝，仁義所往曰王。
　　“神”，在“皇”、“帝”、“王”之前。
　　為何如此崇高？按照《謚法解》中的說法，是“民無能名”。
　　什麽叫民無能名？孔子曾經引用過《尚書》對堯帝的評價——“大哉，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！惟天惟大，惟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”
　　意思既是說堯為天子，太偉大了，就和天壹樣的偉大。
　　他的恩惠是如此廣博，以至於老百姓都不知道怎麽稱贊他好了。
　　千古帝範，萬代民師，初肇文明，世人敬賴。
　　堯帝到了宋代，已經成了壹個符號，是華夏文明史上最優秀君主的代名詞。
　　士大夫的事業，在立德立功立言，但入仕後的最高成就，卻都是——“致君堯舜”！
　　這個廟號之所以在後來成了惡號，是因為真實歷史上的幾個“神宗”，表現都不咋樣。
　　稱號與其實際成就，實在是相差太遠，活活將這個第壹尊號，變成了笑話，諷刺。
　　甚至是詛咒。
　　但是在今天的大宋，這個廟號，無疑是最頂級的壹個。
　　這個號的擬定，中間還發生了壹場小插曲。
　　和真實歷史不同的是，司馬光對此廟號提出了反對意見，蘇油也提出了反對意見。
　　司馬光是覺得這個廟號對趙頊來說，有些過於拔高了。
　　而蘇油則是被後世“神宗”二字，搞出了心理陰影。
　　司馬光認為，趙頊應該對改革初期的彎路應該承擔連帶責任，不過好在成就不小，也屬於重開局面之君，因此用“景”比較合適。
　　由義而濟曰景，布義行剛曰景，耆意大慮曰景。
　　而蘇油則認為趙頊雖然取得了光輝成就，但是畢竟沒有走完最後那壹步，到底是沒有全部完成祖宗宏願，故而達不到“神”的級別。
　　司馬光建議那個號有瑕疵，由義而濟，是暗示趙頊對百姓先緊後松；布義行剛，是暗示趙頊不斷發動對外戰爭；耆意大慮，則是暗示趙頊在細節上有瑕疵。
　　蘇油覺得過苛，於是推薦了“昭”。
　　昭德有勞曰昭，容儀恭美曰昭，聖聞周達曰昭，非常完美。
　　趙頊很辛苦，很帥，很能采納建議還能推行來去，完美。
　　然並卵，兩人還沒來得及展開辯論，就被各地的實封淹沒了。
　　司馬光搞出來的“大開言路”這頭猛獸，第壹次讓中書收到了反對他自己和蘇油的聲音。
　　老百姓、士大夫、太學生和廣大官吏，紛紛投書，不能忍！
　　先帝哪裏配不上這個神字？司馬學士和蜀國公是吹毛求疵，是敲開雞蛋找茬！
　　元豐盛世是什麽樣的局面？世界上可曾有過年入兩億貫，國庫存余六千萬貫的國家？
　　還有新宋洲、東勝州的大發現，妳們憑什麽不算到先帝的功業裏邊去？！
　　日行千裏的火車、日織千匹的毛紡廠、妳們憑什麽不算到先帝的功業裏邊去？！
　　壹戰平滅西夏五十萬的大勝，縱觀歷史，有過幾場？
　　四夷賓服，五洲來朝，妳們憑什麽不讓先帝做神宗？
　　不行，就必須是神宗，否則我們不答應！
　　高滔滔收到司馬光整理出來的百姓和各路官員意見，感動得結結實實地痛哭了壹場。幸好立的是趙煦，否則的話，後果委實難料。
　　公道自在人心！那就神宗了！
　　最終定下《神宗謚議》：
　　“粵廟號之建久矣，其間聖賢之君作，而應天下之治者多矣。
　　然未有以神為號者，抑神也者，妙萬物以為言，而難其稱歟。
　　抑天之所啟，以配大行之廟乎？
　　書載益稱堯德。曰乃聖乃神，乃武乃文。蓋聖神所以立道，文武所以立事也。
　　大行皇帝尊謚，自天錫之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，廟曰神宗！”
　　翻譯過來的意思，就是廟號這個禮制，其歷史已經非常久遠了。
　　中間華夏也曾出現過不少聖賢之君，做到了天下大治，可從來沒有過哪位君王，是以“神”為號的。
　　這是為什麽呢？是因為神這個字，按照莊子的解釋，是“妙萬物以為言”，也就是說，能夠成為萬物的代言者，方可稱為“神”。
　　哪怕聖賢之君，都極難做到能夠與這個號相稱。
　　這或者就是上蒼屬意，特別留給我們大行皇帝專用的吧？
　　歷史上稱贊堯帝，是既神且聖，乃武乃文。
　　神、聖這兩個屬性，讓堯帝為天下樹明了道德；
　　文、武這兩個屬性，讓堯帝使天下臻達了大治。
　　（因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這幾點），所以他的尊謚，是來自上天的賜贈！
　　……
　　己酉，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禦史。
　　劉摯上臺第壹件事，就是鬧著人數太少，權力不夠：“伏見諫官止有大夫壹員，禦史臺自中丞、侍禦史、兩殿中，法得言事外，監察禦史六員，專以察治官司公事。”
　　“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，本臺六察禦史並許言事，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。所貴共盡忠力，交輔聖政。”
　　蘇油和章惇立刻狙擊，劉摯此論，大違先帝遺意。
　　先帝元豐改制，第壹件事就是臺諫分立，禦史臺掌察事，諫院掌諫事。
　　明確責任，便利施行。
　　如今司馬公大開言路，加上電報來得快，造成信件積壓，諫院增員，理所應當。
　　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，盡可上言，故六察禦史，本就包括在其中。
　　但是需要註意的是，禦史言事歸言事，但那時其職分之外的“義務勞動”，和察官的本職工作不可並列。
　　因此禦史因“察人不謹”而要承擔的責任，不能因“諫事風聞”而得免，否則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。
　　高滔滔認為有理，詔“尚書、侍郎、給、舍、諫議、中丞、待制以上，各舉堪充諫官二人以聞。”以擴大諫院人數。
　　同時允許禦史亦可言事，但再次重申了趙頊分立臺諫的本意——察案如果彈人，需要有確實證據，承擔後果；只有補闕朝政，言事方可以“風聞”。
　　戊午，召朝奉郎、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。
　　高滔滔對蘇軾偏愛到沒邊了，大蘇的升官途徑，成了今年特例裏邊的特例，風頭甚至超過了司馬光、呂公著、蘇油。
　　數月之間已經遷轉了兩回，而且這人都還沒到京城，也就是說，這可能還沒到最後結束。
　　於是蘇油上書，說這不是進拔人才之道，大蘇轉遷實在過於迅速。
　　但是這壹回司馬光卻提出了反對意見，說蘇軾人才難得。
　　蜚聲國際，四海內外皆稱夫子，各國使節入京，都要打聽蘇夫子在哪裏。
　　當年制科結束，先帝就有意讓他直館，結果到現在尚在下州，連遼國高麗日本使臣，聽說之後都頗為失望，覺得大宋曲沈了賢才。
　　讓其入朝問對，之後或列臺諫，或直國史，或掌制誥，這麽多位置，難道容不下壹個蘇軾嗎？
　　以蘇軾的文才，這些工作，難道還能有人能比他幹得更漂亮嗎？
　　沒有，的確是沒有。高滔滔非常贊同司馬光的論調，於是駁回了蘇油的請求。
　　九月，從南到北，大宋各路開始收納糧儲，大宋的重點再次轉到了實務上來，畢竟秋收工作是農耕國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壹。
　　這個豐年，收得蘇油心驚膽戰。
　　連續四年大豐收，舉國上下欣喜若狂，唯獨蘇油不壹樣。
　　他只覺得大災的腳步，好像越來越近了。
　　不過當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卻是料理好遼國來的那幫子。
　　蘇油級別太高，前期磋商接觸根本不用出面，老族兄反倒成了給他打下手的人。